2026年2月5日，牧民在凤凰马场的雪原上驯马

文/《环球》杂志记者 韩啸

编辑/马琼

　　马，曾连接草原与帝国、丝路与战场。

　　它们是最早融入人类文明的动物之一。唐代诗人杜甫《房兵曹胡马》写道，“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西域胡马骁腾之姿跃然纸上；阿拉伯诗人称赞马为“饮风者”和“吞地者”；在荷马史诗中，希腊英雄阿喀琉斯的两匹神驹被形容为“踏地无声、飞驰如思”。

　　这些故事都源于人类对马持续数千年驯化的历史。最新遗传学和古基因组研究表明，现代家马的起源中心可能位于黑海与里海之间的欧亚草原地区，并随人类迁徙扩散至全球。而不同生态与用途持续塑造了马的形态与能力，促使其在耐力、速度和体格上不断分化。

　　草原环境孕育了以持久负重见长的蒙古马，沙漠与游牧生活训练了阿拉伯马的长距离奔跑能力，而“汗血宝马”的史书故事，则反映了古代文明对优良马种和体能极限的构想。进入现代，马业开始转向科学驱动——生物力学解析奔跑效率，基因技术被用于遗传病防控和繁育评估。

家马的起源

　　多组遗传与古基因组研究显示，家马的驯化并非一时一地的单一事件，而是一个多阶段、跨区域的过程。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尤悦认为，家马最古老的祖先可追溯至远古时期的始祖马及其演化而来的真马属，又经数百万年演化，真马属中的成员野马逐渐从北美迁徙至欧亚大陆，距今7000年时分布在黑海与里海之间广阔的欧亚草原地区。

　　例如，乌克兰的德累夫卡遗址与哈萨克斯坦的波泰遗址，均为研究家马起源的重要遗址，其出土的马骨曾引发学术界热议。其中，德累夫卡遗址出土的马骨及马与驯化狗同坑埋葬的现象，曾为马的家养属性提供间接线索，但后续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其年代为公元前7世纪至2世纪，修正了其作为家马起源地的说法。

　　波泰遗址出土了大量马骨及带刻画符号的遗存，学者从马的年龄结构、骨骼比例、牙齿磨蚀情况等角度展开研究，结合科技分析发现其身形接近家马，存在佩戴马衔的特征及取马奶的行为，支持该遗址存在家马的观点。

　　不过近些年对古DNA的研究结果显示，波泰遗址的马并不是现代家马的祖先，而更接近普氏野马。

　　英国《自然》杂志2024年发表研究认为，现代家马的起源中心位于欧亚草原西部地区的可能性更大，约在4200年前形成了特定基因型并迅速扩散至欧亚全境。这种驯化基因谱系替代了早期本地野生类型，与早期波泰驯化马系不同。

　　研究人员分析了472个来自欧亚大陆多处考古遗址的远古马DNA样本，其中年代最久远的约为5万年前。他们发现，出现于约4200年前的一种基因变异或导致马背外形发生改变，可能更适宜人类骑坐。这种现代家马祖先基因变化在300年内迅速传播至西班牙和俄罗斯等地区，塑造了各地现代驯化马的统一基因组基础。

　　人类的选择促进了马繁殖节律控制、性情温驯等性状的固定，这种选择在考古遗传中留下了明显信号。例如，古代饲养者通过缩短繁殖周期、控制交配来加速种群扩张，这是驯化成功的关键环节之一。

　　尤悦指出，家马曾在欧亚大陆广泛扩散。向西，于公元前1790年传入英国，公元前2000年至1600年间传入希腊；向东，从欧亚草原传入东亚平原。以往学界认为，东欧大草原颜那亚文化（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600年）人群的迁徙推动了家马东传，但古DNA研究显示缺乏充分证据表明二者之间存在关联。

　　研究显示，中国甘肃青海地区在距今4000至3600年时已出现家马；中原地区的殷墟遗址发现了数座马车和马祭祀坑；山东菏泽青邱等遗址的商代遗存中也已出现家马；周代，马在北方地区已普遍存在。此外，家马约在公元前2世纪传入朝鲜半岛北部，在公元5世纪的古坟时代传入日本。

古老血统

　　阿拉伯马是世界上最古老且血统保存最清晰的家马品种之一，起源于阿拉伯半岛，可追溯至公元前4000至3000年。

　　在干旱、资源匮乏的环境中，阿拉伯马由游牧部落严格选育，其典型特征包括凹面头型、高尾姿、精致骨骼和优异心肺耐力，使其在长距离运动中表现卓越。据史料记载，它们在沙漠中可连续行进百公里，古代骑兵常借此快速侦察与征战。

　　阿拉伯马的传奇与贝都因文化密不可分。贝都因人是居住在阿拉伯半岛及北非、近东沙漠地区的游牧民族，自公元前2000年起便以牧羊、牧驼及养马为生。从伊斯兰教兴起到中世纪，马在军事、贸易和迁徙中扮演了核心角色。阿拉伯马的血统、耐力与忠诚，也逐渐融入阿拉伯地区口耳相传的传奇故事中。

　　贝都因人的“五骏”传说，讲述了5匹最忠诚的母马在沙漠跋涉后仍回到主人身边，成为贝都因最尊贵血系之一；阿拉伯诗人曾称赞它们为“饮风者”和“吞地者”，形象地描述其摆脱桎梏、驰骋沙海的英姿。

　　很多现代名贵马种的血统均可追溯至阿拉伯马，其中以在中短距离速跑中驰骋于世界赛马场的纯血马最为著名。

　　纯血马起源于17至18世纪的英国。据公开文献记载，1704年，英国商人兼驻叙利亚代表托马斯·达雷（Thomas Darley）在叙利亚的阿勒颇买了一匹阿拉伯公马达雷·阿拉伯（Darley Arabian），将其运往英格兰的家族马场，它是现代纯血马的三大始祖之一。它以其血统改变了赛马史，其后代飞彻斯特（Flying Childers）成为英国赛马场早期最负盛名的速度的象征，史料记载其几乎未尝败绩，当时人们称它为“快于风的马”。

　　真正奠定纯血马统治地位的，则是飞彻斯特的后代日蚀（Eclipse）。日蚀出生于1764年，它在赛场上保持了全胜纪录，更重要的是其后代在速度、体形和竞技稳定性上形成了显著优势。至19世纪，随着英国赛马协会确立封闭血统制度，现代纯血马体系由此成形。

　　中国史书里的汗血宝马，更为马增添了神秘色彩。

　　《史记·大宛列传》记述，大宛国（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一带）“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描述这种马在奔跑或长途跋涉后，汗液中似有血色渗出，体力与耐力尤为出众。

　　《汉书》记载，汉武帝得知此马后，认为其“可以备军国”，两次派兵远征西域，史称“贰师将军伐大宛”，由此开创早期丝绸之路上军事与文化交流。

　　现代研究普遍认为，史书中的汗血马，很可能对应现今中亚地区的阿哈尔捷金马及相关古老马系。这一马种以耐力极强、体态修长、皮毛呈金属光泽而闻名，所谓“汗血”，可能是因为马的皮毛在流汗时呈现出金属光泽，或运动后皮下毛细血管微量出血造成的视觉现象。

　　中国新疆等地建立的汗血马繁育基地，就旨在延续这一古老血统，将历史传奇与现代繁育、赛马和文化展示融合，让“天马西来”的故事在今天仍生动可见。

　　新疆古生态园内的中国汗血马基地是国内规模最大且功能最齐全的汗血宝马繁育与发展机构。该基地自2009年开始引进汗血马，并长期开展繁育与种质资源保护工作，目前纯种汗血马约数百匹，是全国领先的良种马资源聚集地。

“基因兴奋剂”争议

　　自英国纯血马体系成形起，赛马就被纳入高度制度化的轨道：统一血统登记、标准赛程，以及以“用时”为核心的成绩榜单。

　　而科技的介入，正在重塑这项古老运动。随着CRISPR-Cas9等第三代基因编辑技术的成熟，马匹领域出现了从细胞层面的实验性基因修复和编辑，到全球首个基因编辑马实际诞生的突破。

　　据外媒报道，2024年底，阿根廷科研团队首次利用CRISPR-Cas9技术培育出基因编辑马，以冠军母马波洛·普雷萨（Polo Pureza）的DNA为遗传基础，定向增强与爆发力、速度相关的肌肉基因，在保留原有优势的同时提升竞技潜力。

　　基因编辑案例引发人们对赛马伦理、规则和基因禁药监管的激烈讨论。研究团队负责人加布里埃尔·维切拉表示，此次基因编辑的目标，是在单一世代中以精确方式整合这些基因。“我们并没有创造任何人工基因，只是把自然存在的基因序列引入另一匹自然马体内——这是自然界本就会发生的事情，只是我们让它更快、更精准。”

　　此外，现代生物力学的发展，让人们从“赛马时间榜”上移开目光，聚焦马匹奔跑的内在机制。科研团队利用运动捕捉、高速摄像与传感设备量化马匹步态，为理解奔跑效率、训练效果和伤病风险提供客观参数。

　　随着基因科技、传感器技术和数据分析工具的成熟，赛马规则随之演进，如何界定“技术辅助”与“竞技作弊”成为新的治理议题。

　　如今各大赛马协会，如美国赛马协会、英国赛马协会、澳大利亚赛马会等已陆续将某些新型抗炎药、激素调节剂和细胞因子类药物纳入禁用项目，同时提升了检测灵敏度并增加检测频次。

　　2025年，英国赛马协会宣布将开展“基因兴奋剂”检测，推出针对基因编辑及异常基因表达的监测方案。该协会指出，虽然目前在英国及其他纯血马赛区尚未发现基因兴奋剂的实际案例，但随着基因操控技术逐渐成熟，这类风险将不再是科幻。

　　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定义，基因兴奋剂指使用细胞、基因、遗传元件，或对基因表达进行调控，从而具备提升运动表现潜力的行为。

　　英国赛马协会代理首席执行官布兰特·邓希表示：“在这一领域保持前瞻性至关重要。通过对前沿研究的投入，我们如今已经具备了相应的技术能力，能够识别并遏制任何试图利用不正当技术、为马匹获取不公平竞技优势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