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湿地公园景区拍摄的“天马浴河”景观（无人机照片）

文/刘文锁

编辑/吴美娜

　　马年来临，海内外也掀起爱马、讨论马的热潮。街头巷尾、线上线下，四处流动的马元素，讲述着马这种人们十分喜爱的动物的前世今生，勾勒一幅难寻边际的“马上春秋历史图谱”。

　　马是大自然的美好馈赠，它的身体呈现结构之美，习性则与人类的生活十分契合。可以说，从一部马背上的历史就可窥见一部人类的历史，千百年来，人类不断赋予马这个物种以文化的含义。

　　“从乳肉来源到骑乘工具，从青铜战车到铁骑洪流，从帝国征伐到丝绸之路，从农耕之地到广袤草原……数千年来，马不仅深深融入我们的生产生活，而且与我们的历史文化相伴相生，是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关键参与者和见证者。在浩瀚的亚欧大草原上，马尤其扮演着这种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角色。”跨文化学者戴维·查费茨2026年1月出版（中文版）的著作《马匹与文明的缔造》这样总结。

穿梭于游牧和农耕之间

　　一般认为，欧亚草原的野马最早被驯化成家马。在乌克兰南部德雷耶夫卡一座公元前3500年的村庄遗址，人们发现了大量马骨以及用动物角制作的马嚼子（马衔）。另外，考古学家在哈萨克斯坦北部一座公元前4000年中期的博泰文化遗址，发现了驯养的马（母马）、马具等。

　　根据一项动物考古假说，人类最初是为了获得马肉而捕猎野马，后来渐渐变成人工饲养，用于骑乘或驮载，人类历史因此渐渐改变，并酝酿出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分野。

　　青铜时代（公元前4000年-公元初年）欧亚草原的另一项伟大发明，是轮式车辆。在乌拉尔山东南部辛塔什塔该时代古墓，人们发现了迄今为止所知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车辆——由两匹马拖拉的双轮车。

　　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中期开始，骑马和马车技术陆续推广到欧亚草原南面的几个文明——西亚两河流域、黄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在河南省安阳殷墟，大量马车被发现，它们是商朝天子和贵族的身份标志，也是重大礼仪活动的参与者。

　　在人类与马的关系中，定居农耕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存在显著差别。由于与马的密切生产–生活关系，游牧民族又被称作“马背民族”或“骑马民族”。实际上，游牧民族的动物伙伴不只有马，而农耕民族也以别样方式演绎了人与马关系的历史。

　　骑马民族中最具世界影响力的，是以广袤欧亚草原为舞台的几个部族集团。他们自青铜时代就出现了，但直到他们开始进入南方农耕民族的视野，才被观察并记录下来。在欧亚草原上逐渐崛兴的骑马民族包括斯基泰、月氏、匈奴、乌孙、鲜卑、柔然、突厥、回鹘、蒙古等，他们参与并影响了全球历史的进程。

　　戴维·查费茨指出，马背上的生活让马匹成了一种战略物资，其时代重要性堪比20世纪的石油。最早的那些草原政权其人口规模与同期农业文明中心相比可以说微乎其微，但控制着全世界一半的马匹，是他们最早将东西方古老的农业文明相互联系在一起。

　　“草原掠夺者带来的威胁迫使以农耕为基础的定居文明也开始饲养马匹，从事马匹贸易，甚至为马匹而战，并发展出自己的马文化。马在这些文明中的经济、外交和军事战略中的地位几乎与草原民族同样重要……农耕民族由于不善于繁育马匹，牧场也少，不得不耗费巨大精力来维持自己的马匹数量。”戴维·查费茨分析说。

　　值得一提的是，缔造出所谓西方文明的西欧，对于马的依赖并没有很多人印象中强烈，原因与自然环境、国家战略等都相关。尽管骑士制度举世闻名，但骑士队伍仅为总人口的1%-2%。“在西欧，马主要作为绅士阶层的出行工具，后来出现马项圈后，还用来拉犁耕田……欧洲强国都是通过控制海上贸易而崛起的。”戴维·查费茨在书中指出。

《丙午年》特种邮票图稿拼版照片：左图名为“驰跃宏图”；右图名为“万骏臻福” 

马具与人类活动

　　从考古发现的实物和图像上看，青铜时代早期的骑手还只是通过鼻环或颈索来控驭马，骑在赤裸的马背上。主要的变革发生在亚欧大陆青铜时代后期至早期铁器时代（约公元前2000年-前1000年），划时代的变革是马衔等马具的使用，以及马鞍的改良和马镫的发明等。

　　金属（青铜和铁）马衔、马镳以及皮革辔头的发明，完善了控驭马的技术。如今在亚欧大陆各地都发现了金属马衔、马镳以及辔头上的小器件节约、带扣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物件，背后隐藏着与人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等相关的历史。

　　完备的成套马具，是由辔头、鞍具、镫、胸带和鞧（鞦）带所组成的成套乘、控器具。辔头俗称笼头，是套在马头上的控驭器具，其技术进步体现在衔和镳的发明上，可以说是一个小技术革命。它们最初采用木、骨、角等材料制作，以后改良为耐用的青铜和铁。

　　在马具当中最有价值的物件——马鞍发明之前，人们以无鞍的方式骑马，后来有了缚在马背上的坐垫。在中国，早期鞍桥呈垂直桥型，南北朝时期被后桥倾斜型的鞍子所取代。在欧洲，马鞍的形制也发生过变化。有名的罗马四角鞍，分别在鞍子前后各装置了两个角。

　　人们骑马的姿势也是多样的，如除了常见的跨骑，欧洲骑术中还有一种属于女骑手的侧鞍骑马法，骑乘姿势是坐在马鞍的一侧。

　　马具演进史上最后一项关键技术是马镫，其经历了脚扣、趾镫、单镫直至双镫的不同阶段。由于马镫的发明，骑手上、下马和乘坐的便利度以及在马背上的动作能力，都得到了极大改善。可以说，这是骑马效率上的一次革命性的进步，其最直接的效应体现在战争中。

　　我们今天在欧亚草原、印度、希腊和罗马等的早期描绘骑马的艺术品中，都没有发现马镫。最早的马镫发现于中国辽宁朝阳北票的冯素弗墓（公元5世纪的墓葬），这里很可能是世界上马镫的原创地。这个新技术之后扩散到世界各地。

发现“马价值”

　　人类在长期驯养马匹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

　　“伯乐”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相马师——生活在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前476年）的孙阳。先秦时传说，伯乐原是星宿的名称，主理天马，民间把它演绎为天上管理马匹的神。在人间，人们把擅长鉴别马匹优劣的人，也称为伯乐。韩愈《马说》里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相关内容被认为融合了多种早期相马文献，包括可能已经亡佚的《相马经》（相传为伯乐所著），从中可以一窥所谓的伯乐相马法。书中一小段表述提纲挈领，大意为：马头须要方正，双睛精光四射，脊背无比强壮，腹部浑圆饱满，四肢修长劲挺。

　　马种的选育很重要，也极富文化意义。古代东西方都有关于优良马种的事迹，如传奇的周穆王“八骏”、汉武帝时的“天马”和“汗血马”、唐太宗的“六骏”、唐玄宗的“玉花骢”“照夜白”，西方如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的爱骑“布西发拉斯”等。现代英国赛马本身就是杂交配种后的典范，而且历史很长。

　　随着马驹渐渐长大，要根据它的用途（一般是骑乘或驾乘）适时给予调教，这就是驯马。如果是特别用途，训练的技术和方法更为复杂，难度也高很多。

　　古代东西方民族在长期的驯马基础上逐步发明了一些复杂的马术，用于竞技或表演。如唐代盛行的马球，表演的舞马（马舞），以及由骑士在马背上表演艺术动作的马戏。

　　马可谓全身是宝，除了骑乘、运载，马乳、马革、马尾毛等也被人们利用起来。马乳经过发酵后供人饮用，俗称“马奶酒”或“马酒”，它可谓动物制品中最有文化意义的，在古今骑马民族中都倍受珍视。在骑马民族中，马乳常用在祭仪、婚礼等重要场合。

　　农耕民族也酿制马酒，方法与骑马民族有所不同。汉朝有“挏马官”（负责取马乳来制作马酒），农书《齐民要术》里曾记录其发酵法是用驴奶作酵母。

“茶马贸易”意义多面

　　古代的优质马产地往往和养马区、骑马民族的活动区域等有关。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最有名的产马地在欧亚草原的一些地方，这些地方在历史上出产过著名的“胡马”、乌孙马或“天马”、“汗血马”和安息马。此外，东欧、阿拉伯、顿河和第聂伯河流域，以及中国的黄河流域等地，也是知名的产马地。

　　马是食草动物，但喂养马的饲料，骑马民族和农耕民族有所不同。欧亚草原上的骑马民族视草原上的野草为上天赐予的饲料，尤其是苜蓿，用来养育他们赖以为生的马。居住在南方的农耕民族，其饲料则主要包括草料和谷物（粟和豆）两种。所谓“秣马厉兵”，即是说战争准备时，用精饲料把战马喂好，把武器准备充足。

　　秦人擅长养马。先秦时期的西北，已经成为中国的养马区。此后，自西汉初年开始直至唐朝的千年间，西北地区的河西走廊等地，包括陕西境内，是历朝的养马基地和马场所在。但那时的优质马仍然是在西北和北亚的大草原上培育出的，慢慢有了所谓的“茶马贸易”。

　　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国家博物馆，观众等候进入展厅参观“秦始皇兵马俑：永恒的守卫”展览

　　“茶马贸易”，即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内容的贸易往来，中国古代官方主导的“茶马贸易”举世闻名，主要是指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间以茶叶换取马匹为核心的贸易制度、活动。在长期、大规模的贸易活动中，“茶马古道”得以形成——连接内地产茶区与边疆消费区的交通网络体系。史界评论说，“茶马贸易”的历史意义远超单纯的经济交换，其深刻影响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民族关系的发展格局。

“马政”串起中国古代史

　　“国王、英雄、伟大的战士和知名人物所缺少的重要东西，以及帝国的荣耀和威严、征服王国和土地所依赖的东西，就是马。没有马，就无法建立主权，无法征服国家，强大的君主也无法统治国家。”17世纪莫卧儿帝国的将军菲鲁兹·江说。

　　“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中国汉代将领马援如此评论。中国《新唐书》提到：“马者，国之武备，天去其备，国将危亡。”

　　在国家和政权层面，有关马的制度事关千秋。中国古代把管理养马事务的一套体制称作“马政”，即政府对官用马匹（官马）的牧养﹑训练﹑使用和采购等的管理制度。

　　商朝是一个大量使用马匹的王朝，既用于驾乘（可能还有骑乘），也用于祭祀。那时的双轮马车可能还做过战车。史书《竹书纪年》记载：“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在已解读的殷商甲骨中，出现了多种与马相关的官职名称。

　　周朝的马政是后代马政的滥觞。周朝马政机构发展出国家马政和王室马政两个体系。在属于中央政府的“太仆”之下，是基层马场的经营管理。

　　据记载，周朝制订有《司马法》。先秦以来所说的“百乘之家”“千乘之国”“万乘之君”等，点出了不同封地内能够提供赋税的车、马数目。周朝依据马的品质和毛色，将马分作六种：种马（配种用）、戎马（军马）、齐马（仪仗和祭仪用马，要求毛色整齐）、道马（驿马）、田马（田猎用马）、驽马（杂役用马）。

　　汉朝由于与匈奴的长期战争，在作战和后勤上需大量使用马匹，军马的养殖和训练十分受重视。汉朝的养马基地主要在河西走廊。此外，地方政府和王侯封国以及民间也养马。长期的养马实践，至汉朝时积累了越来越丰富的经验、知识，马政体制也越来越完备。

　　唐朝的马政机构主要是太仆寺和驾部。宋朝有左、右飞龙院，元朝时有尚乘寺，明朝有御马监，清朝有上驷院，大致上都属于这个体系。

万世千秋“人马情”

　　马作为美好的存在本身，马与人类的亲密关系等，使“马”这一元素在无数文化艺术作品中得以升华，留给人们永恒的精神层面的享受、共振。

　　《诗经》里就有很多描述马和马术的优美篇章或诗句，如《卫风·硕人》的“四牡有骄，朱幩镳镳”（四匹公马驾的车，佩带着红绸的马镳），《郑风·大叔于田》的“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如丝带一样的缰辔，如舞蹈一样的骖马）。

　　古典文学以诗歌见长，有很多歌咏马的诗歌都成了千古名篇，如汉武帝的《西极天马歌》（又称《蒲梢天马歌》）。与此同时，以马为题材的雕塑和绘画在中外美术史上经久不衰。在音乐方面，马也给予人类无数灵感。比如，如泣如诉的马头琴音乐，2003年马头琴传统音乐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有评论总结称，在农耕文明、渔猎文明、游牧文明三大文明形态中，马都不可或缺，因此常被赋予神话色彩或被视为吉祥象征，其代表的坚韧、勤恳、不畏艰险等精神也广受推崇。

　　马从被驯化以来，一步步卷入人类生活，参与塑造人类历史。在20世纪，马逐渐退出了人类的生活，如今在世界仅存的游牧地区，马也正在被机器取代。但马带给人类的美好，已经融入我们的血液。

　　（作者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人类学系教授，著有《骑马生活的历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