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17日，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美国领事馆前，人们参加示威游行

文/王磊

编辑/吴美娜

　　很多人印象中的“西方”，长期以来是“一个身份、一个声音、一个整体”。二战后的历史主导塑造了这种观念，冷战期间的“西方阵营”、冷战结束后的“西方国家集团”等也持续强化了这种观念。

　　实际上，自大航海时代以来，争斗史、战争史才是西方国家内部的主线，直至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在这个历史的长周期，“团结的西方”是“历史的意外”，“分裂的西方”才是本来面目。

　　如今随着“特朗普冲击”轰然而至并持续发酵，美国从维系“团结的西方”核心角色转变为制造“分裂的西方”领衔力量，西方内部的分歧、矛盾、裂变远超以往。近日发布的以“正遭摧毁”为主题的《2026年慕尼黑安全报告》，比往年报告更关注西方体系“内部溃疡”——美国“破坏性政治”对国际秩序的系统性侵蚀。

　　西方之变牵动了世界之变，催生世界新格局。

谁代表“西方”？

　　过去几百年来，“西方”的内涵不断发展演变。“西方”最先是一个地理概念，相对于东方，代指欧洲特别是西欧国家集群。随着西方崛起为世界主导力量，“西方”被赋予更多含义，诸如“基督教的西方”“白人种族的西方”以及所谓的“文化、文明的西方”等等，甚至因为西方国家率先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乃至垄断了工业发展的道路、制度、标准和规则，“西方化”一度成为“现代化”的代名词。西方国家拥有了睥睨全球的实力和底气，而认可接受西方制度和模式，即所谓“西化”的国家也被视作西方集团成员，如近代以来的日本。

　　二战结束后，世界形成美苏两极争霸的特殊权力格局，“西方”作为一种地缘政治概念有了新内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与以苏联为首的苏东集团相互对立。所谓“西方集团”主要包括美国、北约中的欧洲盟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这些国家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且都是比较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共享所谓“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共尊美国为“西方盟主”，采取高度协调一致的外交安全战略，并通过北约、七国集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各种排他性、机制化的合作强化身份认同。

　　在西方集团中，各国地位并不均等，美国以其超级大国实力拥有无可置疑的“领导权”，冷战期间以及冷战结束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国家基本以美国的战略取向和价值取向为依归。因此，当美国“变心”了，西方国家自然会因失去“定盘星”而手足无措，这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发生的情况。

　　特朗普不是传统的美国政治精英，但他背后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阵营却实实在在彰显了美国社会的民意转向。归根结底，经过二战结束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几十年的全球扩张，美国战略透支困境加重，旧有霸权模式已难以维系。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标志，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加速分化，在全球化支持者与反对者、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垒中，后者逐渐起势，特朗普就是其“政治代言人”，与此相对，很多其他西方国家主流政治精英支持的仍是前者。

　　近年，美欧双方就“西方”究竟代表什么，以及哪一方在真正捍卫西方核心价值观上争执不下、各说各话。

　　特朗普政府中的许多人认为，欧洲放任大规模移民涌入动摇了以白人和基督教群体为主体的“历史根脉”，推动多元化政策议程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言论和政治自由，而主张反移民和强化边境措施的极右翼政党才是美国值得倚重的盟友。

　　欧洲多数领导人则认为，“代表西方传统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比种族或宗教身份更重要”，美国向加拿大和丹麦等传统盟友提出领土诉求才是背弃西方价值观。尤其令欧洲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愤慨的是，特朗普政府正在支持被他们视为威胁的欧洲极右翼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这些政党打着反移民、反欧盟的旗号，部分带有亲俄色彩。

　　当下，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和欧洲在政治观和世界观上的差异越来越明显。无论是2025年2月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激烈批评欧洲，还是同年12月初特朗普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责“欧洲压制政治自由”，都体现了美欧对哪一派政治力量能代表“西方”存在根本分歧。

西方之变的内推力

　　西方的剧变，根子是美国霸权以及西方霸权的衰败坍塌，西方国家正在重新摸索自身在世界上的合适定位，西方集团及内部成员也在重新划分权力、利益和责任的边界。

　　美国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设计者和建立者之一，也曾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旗手，但如今已无力维持其所谓的“自由、开放和安全”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美国的经济、财政、贸易、金融等都面临现实困境，这严重制约了其行动路径。

　　美国财政陷入结构性困局，近年来每个财年约70%的财政支出都用于偿还债务利息以及社会福利、医疗保险等固定项目，这些在政治上“几乎不可触碰”，因此无法削减。长期的财政失衡，导致美国债务可持续性问题严重加剧，2025财年美国债务利息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已高达3.4%，而近年来美国实际GDP增速在2%上下波动，说明实际新增GDP已很难偿还债务利息。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明确放弃“领导世界”，转而实行“美国优先”；放弃自由贸易，转而大幅提高关税；放弃广泛的全球安全介入，转而重点巩固在西半球的优势地位。

　　美国霸权相对衰落、力有不逮，自然影响到其与西方盟友之间的权力、利益和责任分配。特朗普政府实行所谓“美国优先”，体现在美盟关系上，即美国对盟友减少承诺、降低投入，反过来要求欧洲多国、日本等盟友加大对美国的“经济反哺”并大幅提高安全支出，实则是为美国的军事保护“付费”。

　　同时，在美国战略收缩调整之下，其与主要盟友的战略重心出现明显错位，以乌克兰问题为例，特朗普关心美国投入了多少资源以及美国可以从中获得什么利益，而且认为乌克兰问题主要是“欧洲的问题”，不是“美国的问题”，反复要求欧洲为此承担更大责任。

　　美国想要甩掉责任、卸下包袱，其欧洲盟友，以及日本等面临的压力增大。欧洲经济已在基本停滞状态中蹉跎了约15年，日本经济经历了“失去的三十年”，这可能是这些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最长的经济停滞期。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以美元现值计算，欧洲在全球经济产出中所占份额从2005年的约33%降至2024年的23%。以往，西方国家集团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凭借高科技产业内部分工协作，能够轻松获取垄断利润，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西方国家的内部矛盾。但如今，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等快速发展壮大，不断在产业链供应链中提高位阶，西方国家越来越难以获取垄断利润，在日益缩小的“存量利益”博弈下，彼此包容性降低，更容易撕破脸。

　　例如，美国希望能从其他西方国家更多获利，在与欧盟、日本进行贸易谈判时附加了苛刻的经贸条件，这对本就陷入经济低迷的欧洲国家、日本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西方内部矛盾加剧不可避免。

　　综合来看，诸多西方国家正在远离美国，不仅仅是因为“特朗普冲击”，更因为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认清了国际权力格局演变的新现实。正如近期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演讲中所说，任何国家都要尽快适应“大国竞争时代的残酷”，接受霸权国家退场之后“国际秩序的坍塌”。即使特朗普之后出现坚定的“跨大西洋总统”，美盟关系也可能永远不会恢复到以前的样子了，美国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提供“西方集团专属公共产品”了。

　　由此观之，西方分裂不是暂时的，出现“N个”西方很可能是一个长期趋势。

多极格局回归

　　当然，也要清醒地看到，虽然西方集团遭到“特朗普冲击”的严重破坏，美欧、美日以及美加等西方内部关系发生深刻重塑，但推进西方国家协作的机制，如七国集团、北约、五眼联盟、美日同盟等仍然存在，并将继续充当特定国际议题上维系西方合作的重要“黏合剂”。西方国家在尽力延续自身优势地位、维护集团垄断利益以及阻遏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崛起方面，仍存在共同战略诉求，仍有较大协调和合作空间。

　　尽管如此，西方裂变却已是无可挽回。传统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西方的瓦解，将对世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经济与技术力量的全球流散，经过二战后几十年的发展演变，各国经济、科技、军事实力再平衡，全球南方国家普遍性崛起，西方国家丧失了自大航海时代以来确立、自工业革命以来强化的世界主导地位，多极格局正式回归。

　　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冲击”加快了西方的分裂，也从另一个维度促成了世界多极格局的回归，在未来大国政治舞台上，能够奉行“战略自主”的欧洲和日本必定是多极格局的重要支柱。

　　西方主导地位不再，加快催化多极格局之上的新秩序，此种新秩序的主要特征将是多元共生。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相互制约更加均衡，全球南方国家历史性地获得自主改革国际秩序的机遇。也就是说，原来以美国或西方标准规则作为唯一主导的秩序，迎来了重新审视和改革完善的可能。

　　中国等全球南方国家多次表态，新秩序并非旧秩序的推倒重来，更多是对旧秩序的继承、改革、完善。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非洲联盟等全球南方国家集团逐渐获得与西方国家集团平起平坐的权力地位，对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大事发出南方声音、提出南方方案，推进联合国及安理会改革，扩大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多维度推动构建更加平等有序、普惠包容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办公室（高端智库办公室）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