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25年7月10日在奥地利维也纳拍摄的第九届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国际研讨会现场

文/李振杰

编辑/吴美娜

　　也门南方过渡委员会2025年12月夺取也门东部哈德拉毛省和迈赫拉省后，也门政府与南方过渡委员会的冲突不断升级。在沙特阿拉伯空中力量支持下，也门政府在2026年1月初对南方过渡委员会发起军事行动，收复哈德拉毛省和迈赫拉省。

　　事件背后，沙特与阿联酋的博弈成为舆论焦点之一。半岛电视台称，也门冲突不仅是胡塞武装问题，沙特与阿联酋的分歧进一步加剧了局势复杂性。

　　观察人士认为，一系列事件充分表明沙阿双方的竞争博弈已由幕后走向台前，这既是中东格局新一轮调整演变的结果，也必将推动地区秩序重塑进程更趋复杂。

长期存在深层次矛盾

　　长期以来，沙特与阿联酋在中东地区如同一对耀眼的“双子星”，前者依托相对广袤的国土、庞大的人口数量与丰厚的油气资源，兼以守护伊斯兰教两大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的特殊地位，不仅逐渐取代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实质上的“领头羊”，也在整个中东地区的政治与经济格局中扮演起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后者，凭借精简高效的治理体系、高度开放的经济政策，以及联通欧亚非的全球枢纽定位，逐步积累起远超自身国家体量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并成为“地租型国家”（经济高度依赖自然资源出口带来的外部租金收入，而非国内生产活动或税收的国家）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典范。

　　从20世纪90年代起，沙特与阿联酋在地区安全、反恐等领域逐步建立起较为稳固的协作框架。进入21世纪后，两国关系持续深化，2011年“阿拉伯之春”政治浪潮爆发后更展现出高度默契——无论是支持埃及塞西政府、介入巴林局势，还是随后共同主导对卡塔尔的外交封锁，两国协调立场、同步进退，不仅有效化解防范了本国出现政治安全风险，也带动海湾地区进入一段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这一阶段两国的紧密协作，既源于共同应对与伊朗的地缘较量以及防范一些宗教极端力量等的安全需求，也植根于双方维护政权稳定的深层共识，两国实质上已形成一个在外部威胁层面认知高度统一、利益深度捆绑的战略同盟。

　　然而，沙阿之间密切的合作关系并不能掩盖双方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矛盾。随着中东格局演变与两国国力增强，这些结构性矛盾逐渐显化。其表现在，沙特始终以阿拉伯世界领袖自居，期待阿联酋在地区外交与安全事务上扮演配合角色；而阿联酋凭借不俗的经济成就逐步形成“小国大志向”的自主意识，不愿在外交与安全决策中居于从属地位。

　　这种分歧不仅体现在双方对地区事务主导权的竞争上，也反映在能源政策、市场规则乃至对外伙伴选择等具体领域。随着两国各自推进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化战略，双方发展路径日益疏离，利益交汇点逐渐收缩，竞争面相应扩大。这为双方未来在区域影响力上持续角逐埋下了伏笔。

也门局势成为关键转折点

　　沙特与阿联酋在也门问题上的分歧，可谓两国关系的关键转折点。2015年，沙阿双方曾共同介入也门内战，组建多国联军打击胡塞武装。但随着战事演进，两国在战略目标与战术手段上逐渐产生明显分歧——沙特始终强调维护也门统一及其当前政府权威，阿联酋自2019年起大幅撤出地面部队，转而通过支持南方过渡委员会等势力施加影响，并着力经营也门南部重镇亚丁和红海门户索科特拉岛。

　　这导致双方互信出现明显裂痕——沙特认为阿联酋的做法削弱了联盟义务，沙特被迫独自承担主要战争代价，因此批评阿方政策有明显的投机主义倾向；阿联酋则对沙特的强势主导日益不满，认为其战略陈腐僵化且不顾现实变化。也门由此逐渐演变为双方代理人对峙和对抗的重要场域，近日的一系列冲突事件正是这一矛盾持续累积并激化的直接体现。

　　两国的博弈还进一步延伸至“非洲之角”。沙特支持苏丹武装部队，并借助与美国共同主导的“吉达谈判进程”积极斡旋，旨在维持苏丹国家结构稳定，防止红海沿岸出现权力真空。阿联酋则被指通过间接渠道支持苏丹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意在塑造对其有利的红海西岸格局。

　　究其根本，这种分歧是双方围绕红海航运通道控制权与地区格局主导权的博弈。分析人士认为，沙特的目标在于通过掌控也门局势，建立遏制伊朗地区影响力的前沿支点，阿联酋的目标则是打造一条从“非洲之角”贯通至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缘影响力走廊。

外交理念是反射镜

　　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政策都正日益呈现出国家利益优先的鲜明导向，双方围绕外交自主权与区域领导地位的隐性竞争也愈发激烈。

　　首先，在构建外部安全依托上，两国作出了不同选择。尽管沙特和阿联酋近年来都对美国的中东政策感到失望，但在寻求替代方案时，沙特仍侧重于通过巨额军购、能源合作及维护石油美元体系来巩固与美国的传统安全同盟。相比之下，阿联酋积极推行更为灵活的“多元平衡”战略，在维持对美关系的同时，进一步深化与俄罗斯、印度等全球主要力量的伙伴关系。

　　其次，两国在对待以色列的态度上步调存在明显差距。阿联酋行动迅速，于2020年率先与以色列签署推进关系正常化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并于2022年进一步同以签署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从而在投资、科技等领域获得切实红利。沙特则受制于其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领头羊之一的身份与巴勒斯坦问题的道义包袱等，在对以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异常审慎。

　　第三，在应对共同对手伊朗的策略上，双方体现出根本性的理念差异。阿联酋奉行高度务实的策略，即在安全问题上保持戒备，但同时积极通过经济接触降低直接对抗风险。根据伊朗海关记录，在2025年3月至10月这几个月，阿联酋成为伊朗最大的进口来源国。沙特虽与伊朗复交（2023年在中国斡旋下），但其安全思维仍深受历史积怨与教派矛盾影响，因此对伊朗保持着深度警惕。这种安全观念上的分歧，导致沙阿两国在构建区域安全架构时难以做到完美协同。

经济竞争空前白热化

　　沙特与阿联酋近年来在经济领域的竞争激烈程度空前。沙特作为“欧佩克+”的主导力量，持续推动减产以维护全球油价与自身财政平衡；阿联酋则基于其产能计划与国家经济多元化战略，多次在减产决议中表现出明显的保留态度甚至公开持异议。分析人士认为，阿方此举的出发点远远不是对短期利益的权衡，而在于宣示其国家经济议程与发展节奏将不再被动跟随沙特的意志或受制于传统的集体行动框架。

　　在实体经济领域，沙特推出“区域总部计划”（“2030愿景”的一部分，用政策优惠吸引跨国企业入驻），规定自2024年1月1日起，其政府机构不得与未在沙特设立区域总部的跨国企业合作，此举直接挑战了迪拜作为广大外企地区总部枢纽的传统地位。阿联酋则加速推进“自由化改革”，通过优化自贸区政策、积极向外拓展自贸协定等系列开放措施，不断巩固其对外来投资的吸引力，力求在制度竞争力上保持领先。

　　与此同时，两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战略性竞逐。沙特公共投资基金与阿联酋阿布扎比投资局、穆巴达拉投资公司等在科技、新能源、体育文化等关键未来赛道上频频交锋，争夺核心资产与顶尖人才，旨在为各自国家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锁定核心优势与战略资源。

　　更为重要的是，两国的长期发展路径也已呈现出本质性分野。沙特“2030愿景”体现了一种国家主导、顶层规划驱动的转型逻辑，其核心是通过大规模公共投资与强有力的政策引导，自上而下地重塑国民经济结构。相比之下，阿联酋依托其更加多元化的治理机制，展现出一种以自由开放、全球服务和商业创新为导向的发展哲学。

　　有分析指出，这两种迥异的发展模式之争已超越单纯的经济范畴，可能导向两种不同的国家现代化范式，进而塑造两幅完全不同的中东未来图景。

有分歧不等于决裂

　　沙特与阿联酋的竞争关系预计将长期持续并趋于制度化，但其具体表现形式与激烈程度仍受一系列复杂内外因素的制约。

　　目前，两国的竞争与分歧总体上处于可控状态。这主要得益于双方紧密的经济联系、在应对伊朗影响力及地区恐怖主义等根本安全挑战上的共识，以及维持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框架稳定的共同意愿。这些因素构成了一道“防火墙”，使得双方有意避免因军事冒险造成区域内部分裂，为外部势力介入提供可乘之机。

　　因此，未来双方的竞争预计仍将主要集中于经济发展模式、外交软实力投射以及代理人博弈等非直接冲突的领域。当然，在也门、苏丹等双方代理人博弈的前沿地带，误判与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始终不能完全排除。

　　在更宏观的层面，两国关系还受到两个外部因素约束。

　　其一，作为“欧佩克+”的核心成员，沙阿双方若因竞争导致石油产量与价格政策出现根本性分歧，很可能引发全球能源市场剧烈波动，而这种波动最终将反噬两国赖以生存的石油经济基础，损害共同利益。

　　其二，中东地区历来是大国博弈的舞台，域外大国通过军售、投资与安全合作等方式深度介入，其政策取向既可能轻易激化沙阿之间的固有矛盾，也可能在特定议题上转化为促使双方维持基本协调的压力或动力。

　　长期来看，两国最有可能步入一种“竞合并存”的复杂关系常态。在涉及政权安全与海湾整体稳定的根本议题上，双方仍需保持必要的协调与默契。但在经济发展、区域影响力拓展等更具能动性的领域，竞争将成为一种持久状态。这种“竞合并存”的态势或将推动海湾乃至整个中东地区走向一种更趋多极化、动态化的全新发展态势。

　　这一变化也同时预示着阿拉伯世界的权力结构将更趋分散。如何在沙阿之间保持务实平衡、引导竞争走向良性轨道，从而维护区域稳定与全球能源市场平稳，也是对大国外交智慧的考验。

　　（作者系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