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3日，在约旦南部港口城市亚喀巴，约旦皇家特种部队在开幕式上演练

文/李赟 王东阳

编辑/吴美娜

　　2026年1月初，美国对委内瑞拉发起代号为“绝对决心”的军事行动，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并将他们带到美国。委内瑞拉国防部长洛佩斯2月4日表示，正在对袭击过程进行调查，美方在袭击中使用了极其先进的技术，动用了极其广泛的资源。

　　2025年6月中旬，以色列对伊朗发起代号为“崛起的雄狮”的军事行动，对伊朗造成重大打击。

　　此类特别行动都可纳入特种作战范畴。作为以精干力量在关键时间与空间实施破袭、侦察、引导和心理作战等任务的军事行动，特种作战随着天基互联网、人工智能（AI）与无人系统等尖端技术的深度融合，正以立体化、智能化、全域化的方式，编织起一张覆盖全球的“天罗地网”，诸多国家已有相关布局。

　　与其他行动相比，特种作战“方便快捷”，效果往往立竿见影，高科技加持下，其应用频率呈上升态势。

天基互联：全球到达的神经中枢

　　非智能时代的特种作战，其通信与情报支援严重受制于地理距离和地面基础设施，特遣分队一旦深入敌后，极易陷入“信息孤岛”困境。在1980年美军“鹰爪行动”中，来自不同单位的飞机在前往秘密地点会合途中，由于机群间缺乏统一、可靠的通信链路，无法实时共享情报与协同，先是一架直升机遭遇突发沙尘暴被迫退出，随后又有2架任务飞机在混乱中相撞，导致人质营救任务彻底失败。现在，天基互联网作为新型作战体系的核心支撑，正从根本上改变特种作战的空间与时间维度。

　　由成千上万颗低轨道卫星组成的绵密泛在的天基无线网络，可实现全球无死角覆盖，使特种部队能够在任意地点获取高通量、低时延的通信支撑。传统上依赖地面基站的通信模式被颠覆，特种作战单元首次获得全球即时可达的信息枢纽。

　　比如，乌克兰军方利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开发的“星链”系统，在传统通信基础设施被破坏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战场通信的畅通。支持方动用多种侦察平台抵近侦察和遥感拍摄，获取大量一手资料，这些数据经处理后通过“星链”网络及时共享给乌军特种部队。

　　低轨卫星星座通过组网协同，可实现对地面目标的持续凝视与跟踪，有助于构建战略、战役与战术层面的全方位透明战场环境。俄罗斯“晨曦”系统兼具通信和侦察功能，能够搭建全球化自动化军事指挥网络，实现俄军单兵卫星通信全覆盖，支持士兵获取情报、传输目标坐标，并可生成数字地图，为俄军无人机、巡航导弹规划航线，这有助于特种部队在行动前精准掌握目标区域的地形环境、兵力部署与活动规律，为任务规划提供有力信息支撑。

　　现代特种作战的联合性因天基互联网显著增强。天基互联网采取标准接口和制式，能消除特种作战力量同其他作战力量因信息不兼容等导致的作战体系结构分层，使特种作战力量同其他作战力量紧密衔接，更高效融入联合作战体系，在“以天制地、天地一体”的行动框架下充分发挥“尖刀”作用。

　　然而，天基互联网在提升特种作战能力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战略风险与挑战。低轨卫星星座由于其轨道特性，易受反卫星武器威胁，而数以万计卫星组成的巨型星座也面临网络攻击与电子对抗的挑战。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020年4月22日用一枚“猎鹰9”火箭将“星链”计划第7批60颗卫星送入太空。图为当天“猎鹰9”火箭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升空

　　一些国家，比如俄罗斯已发展出多种反卫星系统。其“蓝宝石”电子战系统主要采取软杀伤方式，以电磁波为武器，具有反应快、速度高、破坏大、附带损伤小等优势。此外，太空领域尚未形成完善的国际规则体系，天基军事应用的合法性争议也将影响特种作战的政治基础。如何在技术优势与战略稳定间取得平衡，将是各国发展天基系统支援特种作战必须面对的课题。

算法能力：核心战斗力的关键要素

　　非智能时代的特种作战，其情报研判与指挥决策高度依赖指挥员与参谋团队的个人经验与直觉判断，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与延迟风险。在1995年的“布琼诺夫斯克人质事件”中，俄军特种部队指挥官在不明敌情与人质具体位置的情况下，仅能依据有限经验和粗略地形图仓促下令强攻，导致特种部队在复杂的医院环境中陷入苦战，最终行动受挫，被迫与恐怖分子谈判。现在，人工智能通过赋能情报分析、辅助决策和认知攻防等关键环节，使特种部队能够在海量数据中提取有价值信息，在远离本土的复杂战场环境下作出更优决策。

　　人工智能技术在特种作战中的应用首先体现在情报处理上。传统情报分析依赖大量人力进行信息筛选与验证，而AI技术通过多源情报智能分析，能够实现对目标区域的自动监控与异常识别。这种智能情报处理系统可融合开源情报、卫星影像、信号情报等多源信息，通过大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识别分析，形成高精准、强时效、低延迟的情报产品。在“崛起的雄狮”军事行动中，以色列通过智能系统将动态情报融入作战规划，利用算法模型自动筛选打击目标，生成最优行动方案。

　　人工智能技术使特种作战单元能够在动态环境下实现自主决策与协同。配备人工智能战术中台的现代特战小队，可同步控制大量异构无人节点，其战场感知与响应速度远超传统作战单元。这种人机混合的智能作战体系，将传统OODA循环（观察-判断-决策-行动）压缩为更短的时间间隔，极大地缩短了从发现到打击的时间。

　　人工智能技术将特种作战的对抗空间从物理域扩展至认知域，通过影响敌方决策思维达成作战目标。认知干预已成为现代特种作战体系的重要环节，通过精准话语包装、焦点引导与心理施压，构建“战前造势、战中释能、战后引导”的全流程闭环，实现“战术行动-认知冲击-战略传导”的效能跃升，达到瓦解敌方意志、掌控战略主动的目的。

　　美方在“绝对决心”行动前，将马杜罗歪曲描述为“贩毒集团头目”，高调发布针对马杜罗的5000万美元悬赏令，渲染舆论氛围，同时通过秘密渠道向委军政高层散布“抵抗无效”“投降优待”等信息，以分化瓦解其内部阵营；行动期间，通过社交媒体、地下电台等多元渠道实时发布作战进展，放大美军作战效能，加剧委军恐慌情绪；行动结束后，立即公布马杜罗被捕的影像资料，联合西方盟友同步发声，塑造所谓“政权更迭不可逆转”的既定事实，以引导国际舆论走向。

　　人工智能算法战正成为特种部队新的能力增长点。英国等国特种部队组建的数字突击队，包含神经语言编程专家和机器学习工程师，专攻敌方指挥链算法漏洞。这种新型特战力量不追求物理摧毁，而是通过分析敌方指挥系统的算法弱点，实施精确干扰与控制。算法优势取代传统数量优势，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

　　人工智能在提升特种作战效能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伦理与法律挑战。自主决策系统在战场上的应用，引发了对“生死决策权”归属的深刻讨论；基于AI的认知对抗措施，模糊了真实与虚假的界限，可能加剧冲突的不可控性；算法偏见可能导致目标识别错误，造成不必要的附带损伤。如何平衡人工智能的军事价值与伦理约束，将是未来特种作战发展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无人系统：作战边界的多维拓展

　　非智能时代的特种作战，几乎完全依赖特战队员的血肉之躯去渗透、侦察和突击，不仅风险极高，而且受制于人类生理极限。在1982年英军特种部队对马尔维纳斯群岛（英称福克兰群岛）佩布尔岛机场的突袭中，数十名队员在恶劣天气下，夜间负重长途行军穿越无人沼泽与山地，在极度疲劳与严寒中潜入机场，手动安装炸药摧毁目标。

　　现在，无人系统的迅猛发展正从根本上重塑特种作战的力量编成与行动范式。传统由人类特战队员主导的作战空间，正逐步让位于人机协同的新型作战体系。无人系统通过弥补人类生理极限，拓展作战空间边界，实现更高风险环境下特种作战任务的完成。

　　无人系统在特种作战中的应用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陆地领域，无人地面车辆被用于执行侦察、物资运输、火力支援乃至直接作战任务；水下领域，无人潜航器具备隐蔽投送、水下侦察、基础设施破坏等能力，为特种部队开辟新的渗透通道；空中领域，无人机已成为特种作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小型手抛式无人机到中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形成完整侦察打击体系。

　　无人系统蜂群技术引领特种作战样式深刻变革。通过自主协同算法，无人机群可实施广域分布式多点多向突击，大幅提升突防概率与打击效果。

　　2026年1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式将1000架战略无人机编入作战序列，形成覆盖侦察、打击、电子的全谱系无人作战体系。伊朗曾演示500架无人机的协同攻击，以前端机群消耗敌方防空导弹，后端机群实施致命打击。这种体系化、智能化的无人机蜂群，旨在以极低成本压垮传统高端防空系统，迫使对手陷入“打不起、拦不完”的战略困境，从而重塑区域力量平衡。这标志着无人系统已从辅助性工具，演进为能够独立执行战略威慑任务的核心作战力量。

　　无人系统正重塑特种部队的战术行动流程。无人系统与特战队员的协同模式不断创新，从简单的远程遥控，到半自主协同，再到未来的完全自主协同，无人系统正逐步从工具转变为“战友”。在侦察阶段，微型无人机可对目标区域进行先期勘察；渗透阶段，无人平台可开辟安全通道；突袭阶段，无人系统可提供火力支援或电子压制；撤离阶段，无人平台可负责断后掩护。未来特战力量将采取无人平台伴随作战、有人接管无人接力作战等模式实施突防破袭，择机释放各类无人集群实施先期去功能化打击。这种人机协同战术不仅提升作战效能，也大幅降低了特战队员伤亡风险。

　　此外，无人系统在特种作战后勤保障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种作战远离本土深入敌后行动，后勤保障面临内容多、范围广、要求高、技术性强等挑战。无人后勤网络的建立，正在改变这一局面。这种网络依托天基互联网，使用地面无人车接力运输、空中无人子母机快投、水下无人潜航器输送等新型保障手段，实施“线上订单式”保障。这种基于无人系统的精准保障模式，大幅延伸了特种作战的持续时间与作战半径。

　　（李赟系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副研究员；王东阳系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